孫小榮：當前中國旅游的基本矛盾

無疑，當前中國旅游發展的基本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長的自由行渴望與疫情防控不流動不放松之間的矛盾；是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進程與屢遭終止的旅游市場之間的矛盾；是政府部門紓困幫扶政策與旅游行業、企業生死存亡之間的矛盾。

苦熬兩年，截止2021年底，我們似乎看到了市場復蘇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兩年來逐漸探索出的“精準防疫，動態清零”舉措，基本將疫情的傳播控制在局部地區，沒有發生大范圍的群體性傳播。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本身在發生變異，其傳播性和致死率大為降低；而疫苗的普及，使得重癥病例也大為降低。社會民眾在心理層面，不再像當初那樣對疫情充滿恐慌，具備了心理免疫。

即便去年年底發生西安危情，也畢竟只是一座城市的“破防”，全國大部分地區處于清零狀態。

尤其是北京冬奧會的成功舉辦，外籍運動員、教練員的入境，并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境外輸入案例，這無疑讓人們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疫情防控的“中國方案”給老百姓吃了顆定心丸，確立了自信心。

行業專家、旅游企業，甚至對放開出入境游，充滿期待。

但是疫情跟我們開了個不友好的玩笑，目前來看，這一切美好的期待，又被終止了，而且，有些變本加厲。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前兩年中國旅游迎來的還是“至暗時刻”，那么當下，中國旅游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01

紓困幫扶PK請援呼吁

我們看到一個奇特的現象——

一方面是從國家部委、文旅部、各省市政府部門頻發關于旅游業紓困幫扶的政策，從“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到領導人答記者問，都強調要對旅游業進行重點幫扶。這無疑提振了行業的信心。

另一方面，各地也頻現飯店協會、景區協會等行業、企業協會請求政府及社會紓困幫扶的請援書、呼吁書。這無疑也是紓困幫扶語境下的另一面——旅游企業正面臨著生死存亡。

比如，早在1月30日，云南省就印發《關于支持文旅行業的紓困幫扶措施》的通知，采用多項舉措，甚至拿出真金白銀來補貼和激勵旅游市場復蘇。被媒體和專家解讀為“最硬核，最務實”的紓困幫扶政策，給全國其他省份帶了個好頭。

但在3月21日，云南省旅游飯店行業協會發布《云南省旅游飯店業關于請求社會支援的呼吁書》。

在媒體和專家語境中，這兩年隨著近郊游、微度假的興起，民宿在節假日往往一房難求?？墒?，深圳民宿協會也發布了社會幫扶請援書。這不得不給旅游從業者一種意外的悲涼。

就這樣，全國多個地方的行業請援書、呼吁書，跟一道道政府發布的紓困幫扶通知遙相呼應，相互掐架。

一個說要紓困，一個說請解困；一個說，已經紓困了，另一個說，沒有，我們還困著呢！

這可能是中國旅游發展以來，最嚴重的“供需不平衡”。

如果一個地方先有政府發布、實施紓困幫扶政策，后有行業、企業還在嗷嗷待哺呼吁紓困幫扶，證明政府出臺的紓困幫扶政策，并沒有執行到位，至少沒有普遍惠及，雨露均沾。

如果一個地方先有行業、企業請援、呼吁，而政府主管部門尚未出臺紓困幫扶政策，證明地方政府主管部門沒有主動作為。最起碼應該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發個通知，安撫一下“行心”。

于是，政府和行業正在展開一次短道賽跑——哪里有幫扶政策，哪里就有請援呼吁，哪里沒紓困政策，哪里就主動要政策的尷尬。

是一道道“看上去很美”的紓困幫扶政策“雷聲大雨點小”嗎？我想不完全是。

是一輪輪“已經說好的”的紓困資金還在奔赴“旅游貧困戶”的路上嗎？我想也不完全是。

我毫不懷疑紓困幫扶政策制定者的初心和善意，想方設法、遣詞造句撰寫政策文本，是希望整合更多的資源和資金，能夠真真切切地為行業紓困，幫企業脫貧，保住這個產業未來發展的基本盤。

值得懷疑的是，在當前“防疫為重”的境況下，制定紓困、幫扶政策的部門，能否主導和充分調集那些寫在紙面上的資源和資金，并以相對高效、普及的程序保障，廣泛地惠及旅游行業、企業。

就算各類紓困幫扶政策充分執行到位，旅游行業、企業能夠最大限度、最廣泛地享受到普惠扶持，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防控，依然大范圍擴散，各地區依然堅守不流動不放松的防控舉措，旅游市場引不來市場消費之活水，旅游行業、企業緊靠紓困幫扶，還是很難挺過漫長的等待。

“防”與“放”的深層次邏輯，決定于中國政府行政管理體系。

02

“條條”PK“塊塊”

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分為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以行政區劃為界的政府“橫向管理”，這是雙重領導關系。

比如，國家文化和旅游部－省級文化和旅游廳－市縣級文化和旅游局－鄉鎮級景區管委會，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設立相應的職能部門，這是“垂直管理”，稱為自上而下的“條條”；

但地方職能部門，比如市縣級文化和旅游局，又同時接受市、縣級政府的直接管理，這是橫向的“塊塊”。疫情防控期間，地方職能部門必須遵循地方政府的統一管理。

“條條”是業務關系，“塊塊”才是領導關系；因為地方黨委、政府具有人事任免權。（蘭曉歡：《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

厘清了“條條”和“塊塊”的關系，我們再來看旅游業紓困幫扶政策和因為疫情防控導致旅游市場停擺的根源。

紓困幫扶政策就是自上而下的“條條”業務關系，各級政府都要出臺相應的政策舉措。不管寫多少條，匯總起來就四個方面——

一是直接的資金幫扶，比如“暫退80％旅游服務質保金”。但是這只能惠及繳納過質保金的企業，比如旅行社；而沒有繳納過質保金的企業，享受不到；當然，有些地方還有直接的財政資金幫扶，這也是受困的旅游企業最期待的甘霖雨露。

二是協調性政策幫扶，比如“減稅降費”“金融助旅”，一個部門說了不算，需要協調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稅務、銀行、市場監管等部門共同實施。能否落地執行，看各級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力度以及執行力度。

三是鼓勵創新型幫扶，比如鼓勵地方政府在項目支持、品牌創建、人才培養等方面，探索新方法、新路徑。能否創新，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和環境營造。

四是鼓勵自救型幫扶，比如鼓勵企業探索多種經營、靈活經營模式等，對于重點旅游企業，或者接待規模達到一定限度，進行直接的財政獎勵等，需要旅游企業先有作為，扶持政策才能匹配到位。

也就是說，各級政府出臺的紓困幫扶政策，采用了“務實性”和“務虛性”，“施救性”和“自救性”兼而有之的舉措。

可以說，“條條”都是好的，但關鍵在于“塊塊”能否落實。比如，在“防疫為重”的前提下，即便“條條”資源和資金都調集到位，也有可能被“塊塊”挪用，以“防疫之名”，填補了其他資金缺口。

要知道，因為疫情防控生產受阻，地方財政普遍處于吃緊狀態。而疫情防控的過程中，突發情況太多，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填補缺口。

或者，大家都顧著防疫，根本無暇顧及旅游企業的紓困幫扶，因為在危情時刻，旅游畢竟不是惠及基本民生的生產、生活性產業。

疫情之下，蔬菜重要，還是旅游重要？醫療機構，還是旅游機構重要？這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我們看到了“條條”紓困政策紛紛下，卻敵不過篇篇請援、呼吁書滾滾來的“逆差現象”。

為了防治旅游紓困幫扶政策落實不到位，或者淪為“形式主義”。文化和旅游部新發“紓困十策”，尤其強調要強化組織實施和跟蹤評估，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聯合關聯部門，建立完善專項工作機制，細化任務分工，建立工作臺賬，暢通政策落實渠道，確?！度舾烧摺凡徽鄄豢勐涞芈鋵?。

03

“條條”紓困，“塊塊”加困

當然，比紓困幫扶政策更重要的是市場的間歇性“停擺”，主要在于“談疫色變”的“塊塊封鎖”。

隨著疫情防疫“上海神話”的破滅，深圳、長春等地市因疫情防控不力，相關領導被問責，甚至免職，新一輪的疫情防控，讓地方政府繃緊了嚴防死守的底線，“精準防疫”上升為“全城封鎖”，甚至于連沒有感染病例的城市，也出臺嚴格的封閉式管理，以“鐵桶政策”防患于未然。

疫情防控三年，我們似乎回到了比疫情爆發初期還“恐疫”的狀態，之前積累的經驗和信心，也似乎全部失靈了。

疫情隨著人口的流動而擴散，疫情防控在于特定空間的綜合防御體系。而“塊塊”并不是孤立的，省與省、市與市、縣與縣、鎮與鎮相互毗鄰，犬牙交錯。

只要一個“塊塊”出現疫情，臨近的“塊塊”也必須嚴防死守。這就像湖水的治理，必須是環湖、沿河的行政區塊都參與治理，湖水的生態環境才能保持改觀，而非那頭治理，這頭排污，各行其是。

“一刀切”的“超前防疫”和“過度防疫”，“塊塊”之間的相互警惕、斷絕往來，嚴防死守，才是阻斷旅游流動的主要阻力。

就連春耕時節田地里干活兒的農民都被勸回家了，何況游手好閑的散客；就連城市群里通勤上班的打工族都被拒絕入城了，何況需要跨省流動的游客。

常言道，“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span>

如果說紓困幫扶是“授人以魚”，那么靈活防控，哪怕是局部流動，對于旅游業而言，就是“授人以漁”。普遍性、大范圍的流動性受阻，無疑就掐斷了旅游業的命脈。

俗話說，“救急不救窮”，再好的紓困幫扶政策，也挽救不了在三年的等待、煎熬之中，依然看不到未來的“赤貧”旅游企業，尤其是旅游中小微企業——它們是推動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創造“美好生活”體驗的根基。

人一旦窮到底，接受了窮的現狀，就再也救不過來了，他寧愿吃低保，做流浪漢。企業一旦窮到無可救藥，就再也不會涉足這個行業了。企業倒閉，人才流失，才是旅游行業最大的資源流失。

市場一旦停擺，無異于“休克療法”，對于中小企業而言，休克即消亡。

如何理解“動態清零”的長期價值，或許就是在若干年后抗疫政治的價值判斷。但是在當下，為了“動態清零”就必須“一封大吉”的防控舉措，對于旅游行業元氣的恢復，仍舊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并非是要制造一個“行業終結論”，而是塑造一個在面向未來的窗口，在給旅游從業者想象空間之外，再多一點期待和信心。

畢竟，耐心都已經被耗完了。

畢竟，流動，才有市場；活下去，才能看到未來！

（作者：孫小榮 孫小榮工作室創始人）